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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里----通过阻断经济压力传导链条预防农民犯罪
[来源:和谐陕西新闻网 | 作者: | 日期:2012年6月18日 ] 字体:[ ]
    日前,一本研究农民犯罪的新著《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已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众多学者对书中理论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这本11月份出版的书,现在互联网上的点击已经超过50万条链接。
    现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委,原任农业部副部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张宝文评价说,农民是我国现有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建立农民与社会的协调关系,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之一。该书的价值正体现在这一着眼点上,它既有学院派的严谨,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切中当前的社会实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陈 认为,此书是法学界当前在犯罪学研究领域中非常好的专著,作者做了大量的实证调查,做了大量的分析,体现了联系实际的学风。
    近日,本书作者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接受了记者专访。
    情结:我是农民的儿子……
    记者:为何选择“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作为博士选题?
    陈里: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领域作为博士研究选题,和我的工作和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我出生在河南西部一个小山村,是农民的儿子。对于农村的环境、农民的生存状态我十分熟悉,并感同身受。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在政法系统工作20余年,这期间,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案件,特别是农民犯罪的刑事案件,使我有条件观察和透视农民犯罪这样一个具有复杂背景和成因的社会问题。
    几年前,我在选择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时,最初选的专业并不是现在这个。可是深深的农民情结让我无法释怀,我时常陷入沉思:我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犯罪案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作为弱势群体,面对社会进步和社会转型,角色如何转换,怎样才从根本上解决。正是这样的初衷,促使我选择了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专业,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解决农民问题尽一份绵薄之力。
    创新:以全新的角度去研究农民犯罪的发生机理
    记者:您在本书中对我国现阶段农民犯罪发生的机理和原因进行了分析,您研究中最主要的理论创新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模式?
    陈里:我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压力——反应模式作为研究工具,并从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层面,以全新的角度去研究农民犯罪的发生机理,全面剖析农民犯罪的经济决策构成。特别是构建了农民犯罪的成本收益模型理论框架,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有效的防范农民犯罪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另外,在分析农民犯罪与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调整经济利益关系来预防农民犯罪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城乡二元结构、阻断经济压力来传导的政策建议。
    确立了经济利益与农民犯罪这个研究课题之后,我就在寻找一个切入点。于是我借鉴了生态经济学中著名的压力——反应模式。生态经济学中的压力——反应模式,起初是欧洲研究生态环境恶化与环境保护问题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压力,于是人类不得不做出反应,提出解决办法。我觉得这种压力——反应模式和农民犯罪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借鉴了这一理论。根源:经济压力是农民犯罪的主要驱动力
    记者:为何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农民犯罪的成因?如何得出了经济压力是农民犯罪主要驱动力的基本判断?
    陈里: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农民犯罪的原因,有其科学的和客观的依据。纵观农民犯罪的形形色色的犯罪动机,归纳起来,绝大部分集中在一个“钱”字上。大量研究表明,就农民犯罪的目的看,由于我国农民的特殊性,现阶段农民犯罪的类型主要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如盗窃、抢劫、诈骗、贩卖人口、财产纠纷导致的伤害,由维护经济权益而引发的危害公共安全,等等。
    1990年硕士毕业后我分到陕西省高级法院工作,工作期间因为我搞过宣传又当过办公室的副主任,特别是搞宣传的时候,我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案件,由于我出身于农村,我对农民的所有行为,特别是对触犯刑法的行为有一种特别的关注。
    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国家的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农民的收入还比较低,农民的教育还是比较落后。我们国家目前又处在现代化的转型期间,我国农民的犯罪案件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后一直处于高位,我们陕西的情况是一直在83%——86%这么一个高位徘徊,而且在全部刑事犯罪里面是一个最大的群体。我想我们提“和谐社会”建设,而这个现象则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和谐和稳定。
    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基层,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受到歧视的,他们的生活很艰辛,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了一定的抑制。我研究后发现,农民犯罪案件里面第一位是盗窃,第二位是抢劫、诈骗以及破坏公共安全,研究之后我发现犯罪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经济的压力。所以经过我多年的思考以后,我觉得经济压力成为农民犯罪的驱动力。
    结论:预防农民犯罪关键在于阻断犯罪的诱致链条
    记者:如何利用本书中提到的压力——反应模式有效预防和降低农民犯罪?
    陈里:预防农民犯罪关键在于阻断犯罪的诱致链条。通过对农民犯罪发生机理的研究,我发现农民犯罪的根源在于经济压力的压力源。所以,预防农民犯罪的根本措施就是对导致农民犯罪的压力源进行调试。
    预防农民犯罪的根本措施是我们社会、党和政府,就是要从农民犯罪的经济压力源来找,这些压力从哪里来,把这些找到。利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利用我们的惠农政策进行综合调试。预防农民犯罪的基本思路就是阻断经济压力往下传的链条,让他的犯罪行为终止。
    为此就需要综合治理,需要调整经济利益的关系,使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从根本上预防农民犯罪的话,我们必须要用犯罪学的心理学来研究农民为什么犯罪?就是农民有压力,有了压力我们要找到压力源,让这个压力不再往前传,让它在适当的位置终止,让他针对压力的时候采取致富的手段,采取合法的渠道诉讼获取他所要保护的权益,不让他孤立无援最后走上犯罪,很多犯罪实际上就是这样产生的。
    措施:预防农民犯罪要缩小城乡差别
    记者:您刚才在农民工犯罪的过程中也谈到了农民工工资偏低,那扩大到整个农民工群体来说就是经济实力不够强。那我们从抑制犯罪的角度来看,各级政府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才能把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上来呢?
    陈里:我想有下面几个方面。首先,遏制农民犯罪或者说农民工犯罪也好,主要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缩小收入的差别。换句话说,使全国人民都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我们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农民富起来呢?这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做的事。但是我们的欠账太多、我们的基数太大,我们的贫困人口虽然在逐渐减少,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离小康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缩小差别,让农民包括进城的农民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让他们融入城市,有一种主人公的意识,让他们受到教育、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些东西都是党和政府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
    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据我了解的资料,我们国家的劳动力是4.5亿,目前有2.5亿的劳动力在城镇,那么这2.5亿的农民工无论如何就是我们社会建设的一支有生力量,而且是我们社会结构里面值得高度重视的群体。2.5亿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这2.5亿人家乡有几亿人牵挂着他们,他们的工作不但养活家乡还建设城市,他们为城市做出贡献的同时,他们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工资保障、养老、医疗保险,特别是他们子女的就业无不牵扯着我们党和政府的心,各级政府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西北基层党建网